岁月如歌，音乐始终与时代同行。歌为心声，流行不等于流量，音乐品格要经受观众和时间的双重检验。互联网时代，如何重新认识流行音乐？音乐创作面临何种挑战，存在哪些问题？创作如何更好深入生活、讴歌时代，从经典旋律、民族音乐传统中汲取创作养分？本期邀请四位音乐界一线创作者和专家探讨问题，分享经验，以飨读者。
“与其说歌曲表现了时代，不如说时代选择了歌曲”
记者：去年，以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为代表的爱国歌曲再次被广为传唱，反映出音乐与时代的紧密联系。时隔几十年，它为何仍能打动人心？流行音乐书写重大社会题材的创作思路是什么？
傅庚辰：与其说歌曲表现了时代，不如说时代选择了歌曲。歌曲的流行需要“触发点”，让大众产生广泛的共鸣和共情。好作品唱出了人民的心声，它的艺术生命就会很长。
金兆钧：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找到了普适性的主题和切入点，提炼出“我的祖国和我”是“海和浪花一朵”的关系。它适合多种形式演唱，不像某些歌曲只适合一种形式演唱。人民性、时代性、艺术性，使歌曲具备了超越时空的艺术品格。
处理重大社会题材，流行音乐的角度往往生动具体，歌词从个体出发，旋律偏重抒情，风格变动不居。比如乔羽在写《我的祖国》时就有意识地提炼出“一条大河”这个点，他说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依山结庐、傍水而居，在一个孩子眼里，哪怕一条小河沟都是一条大河。《红旗飘飘》旋律是流行色彩，歌词以“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虹，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”的朦胧诗风格开头，之后用“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”直奔主题。《大中国》歌词朗朗上口、旋律带有民歌风格……随着人们生活日益丰富，艺术形式更多样，创作者需要找到更巧妙的切入点。
李海鹰：音乐语言要以情感作为歌词和旋律的连接纽带。情感越贴近，越能引起共鸣。在为《七子之歌——澳门》谱曲时，我将闻一多原诗“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”改为“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”，保留原意，更易传唱。“呱嗒板”踩在石板街上的声音、澳门“大三巴”牌坊的钟声，都成为这首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。以童声告白母亲的形式渐进，在“母亲，母亲”的呢喃中平静结束，形成了自然的情感流淌。澳门回归祖国已21年，如今这首歌，又被时代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。
记者：流行音乐既是一种音乐艺术形式，也具有大众文化意味。从音乐本体和文化传播层面，如何认识和理解流行音乐？流行音乐吸引受众的根本魅力是什么？
傅庚辰：流行音乐的创作和演唱，是广义层面的传播和传唱。我们不应窄化“流行音乐”，被广为传唱、有积极意义的歌曲，都是流行的音乐、大众的音乐。
对流行音乐的关注，不仅是技法迭代、传播创新、表演形态创新层面，更要关注它的社会价值、人文价值。流行音乐吸引大众，是因其观照着人们普遍的情感体验，唱出人们心灵的“主旋律”。
李海鹰：音乐成为时代的见证，便能常听常新。流行音乐创作导向是引领大众审美以及行业发展的关键。没有创新就没有流行，创新是流行音乐的魅力和动力。创作者不要给自己设定固定模式，要广泛汲取灵感，勇敢投入创作。
李健：流行音乐的中心词是“音乐”，它要符合音乐的艺术属性，而不能只满足“流行”。好歌的标准，浅层次是悦耳，最高层次是直击人心。流行音乐独具魅力，因为它兼顾着音乐和文学两种艺术法则。创作者既要掌握音律，也要掌握文字，还要掌握其间的奥秘。
“独创性是流行音乐的生命力”
记者：有时听人感叹听歌渠道越来越多，“中听”的新歌却不多。回望中国流行音乐发展，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流传至今、人气不减。您认为这些作品具有什么特点，它们的经典性从何而来？当下的流行音乐创作，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提升？
李健：经典性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，经过更多人的传唱和检验。
经典性是多元的。有时是某种情绪的流行，它的沉淀和传唱是一种记录。有时是带有普遍情感的沉淀，它不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。真正能够让音乐流行而成为经典的作品，都是在表达具有共性的人类情感或情绪。
金兆钧：能流传下来的流行音乐作品往往具有三个特性，即鲜明的时代和生活气息、高水准的艺术性、被广泛接受喜爱的大众性，由此产生了流行音乐的经典性。
创作态度决定创作水准。一首歌可以打磨修改半年甚至更久，比如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，当年光是配器就修改了17版。很多作品都是在修改中形成闪光点。歌手的认真程度也决定着音乐水准。为什么现在一些歌手现场会跑调？因为在录音室里只录过一两遍，还是一句句录完再修音，不是一气儿从头唱到尾，没有经过严格训练。流行音乐不是一夜成名的投机乐园，一切违背艺术规律的做法都不能长久。
创作心态决定创作质量。音乐人别忘了初心，要怀着对音乐的热爱、对生活的强烈感受去创作。一些歌曲会有沉淀期，经历一段时间后才开始流行。要沉住气，多些“无心插柳”的心态，少些“有心栽花”的功利。
记者：在信息密集的互联网时代，“流行”的衡量标准发生了改变。有人认为，当前流行音乐存在“歌曲多、精品少”的现象，您认同吗？这是否与网络对流行音乐传播带来的变化有关？面临新环境、新挑战，流行音乐创作出现了哪些新问题？
金兆钧：“流行”的标准变了，音乐消费分众时代已经来临。但经典和精品的判断标准没变，那就是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有突破、有创造。
过去流行音乐由唱片公司把关，由编辑选择优秀作品。现在是“全民创作”，网络音乐制作没有专业把关人，门槛降低，音乐的产量急剧增加，被听到和被记住的概率也在下降。一些人认为精品少了，是因为及格线下的作品太多了，昙花一现的“网红音乐”太多了。网上有很多作曲模块，有现成的节奏就可以套用。但歌词与旋律如何有机融合，艺术表达如何创新，这些问题没有解决。最关键的是，这样的作品没有酝酿打磨，缺乏个性化表达，无法产生共鸣。流行不是流水线，流行音乐是“人人心中有而笔下无”的突破，独创性是其生命力。
李海鹰：互联网时代，平台更丰富，受众审美更多元，音乐制作硬件水平更高。但是，流行音乐的发展需要创作主体进一步增强原创力。
目前，一些年轻音乐人比较甘于做“工蜂”。比如，围绕某个歌手进行创作和制作，风格和定位都固定去写“命题音乐”。我认为，创作者还是要从音乐本体出发，保持创作的自觉和主体意识。要有创作的雄心和使命感，那就是立志创作出被更多人接受喜爱、可以流行甚至流传的作品，而不是制作音乐的商业产品。
李健：音乐的标准，从来不会因为传播容易而降低。相反，由于数量庞大，人们听到好音乐的机会更少了。这几年，网络和电视音乐类综艺成为新人走向大众传播视野的途径之一，但人们发现，各个节目中翻来覆去都是那些歌曲，这就暴露出优秀原创作品的匮乏。
“词曲要相辅相成，构建艺术美的意象”
记者：在您看来，词、曲、唱之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怎样的？从自身创作和观察出发，您有什么经验可以与音乐创作者、表演者分享？
傅庚辰：流行音乐创作不能沉浸在自己的“小世界”里，要抓取真正有现实质感的音乐语言，向生活要灵感、要激情，要艺术的真善美。
从作曲角度看，要把歌词表现得生动准确，需要吃透作品的主题思想，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。创作歌曲《地道战》时，起初在北京写了初稿，比较平淡，我自己不太满意。后来去河北冉庄、李庄实地走访，体验生活1个月，和当年打地道战的老战士面对面交谈。地道战的形象逐渐鲜活起来——他们在碾盘下、在灶台下，穿墙而过、从庄稼地出来……有天，我走到村子边，一眼望到对面的庄稼地，突然脑子里冒出来：“地道战，嘿，地道战，埋伏下神兵千百万……”我赶快跑回住的老乡家里，立刻创作出了这首歌曲。
李海鹰：词曲要相辅相成，构建艺术美的意象。创作《弯弯的月亮》，我先谱曲，后填词，创作初衷是想描绘美丽的珠江三角洲。我从疍家人的水上生活场景中取材。那时，我们需要坐轮船过江，如果错过电船，只能坐小船。我们的船是双桨，摇橹声与江南单桨不同，我便把独特的划船声直接编进了歌曲开头。夜空、流水、小船、月亮，这些意象是沉淀在我心里的情感记忆。灵感不会挥手等待我们。创作者要不停生活、不停学习、不停地写，保持勤奋扎实的创作状态。
李健：我认为，词曲结合在一起好像一对情侣，需要情投意合才会产生真正的化学效应。有时，并不能说词不好或旋律不好，只不过它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人，它们都在等待匹配的对象。
每当我写一首歌时，我都会问自己：究竟要表达什么？如何表达？主题大多之前已经写过，创作者无非在找属于自己的角度和音乐语汇。如果没有自己的表达方式，就没有表达的意义。要逐渐摸索自己的创作风格。比如旋律的写法、词句的斟酌，任何方面都可以呈现所谓“独特”。风格一定不是设定出来的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。
创作来源是四面八方的，阅读和游历意味着广阔的空间。但终归是创作者自身要有所体会，对周遭有所洞察。
金兆钧：歌曲要有画龙点睛之笔，歌词需要捕捉生活动态，表现大众心态。最动人的那一句要简洁、有力、口语化，让人听一遍就能记下。比如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，对不同环境、不同人，“时间都去哪儿了”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，在生活节奏快的今天，容易引发大众热议。
记者：近年来，“中国风”成为流行歌曲的一种创作趋势，比如诗词的应用、民族乐器的使用、传统民谣和小调的借鉴融合。流行音乐如何更好挖掘和利用民族文化和音乐传统？
金兆钧：民族民间音乐是“根源”音乐。谁的根基深厚，谁在未来便拥有更大发展空间。2003年，一位外国音乐学家跟我说，“21世纪的世界音乐是中国的”。因为中国流行音乐的根是民族民间音乐，拥有丰富的资源。
运用民族民间音乐，关键要有所发展。比如结合华阴老腔和摇滚音乐的《华阴老腔一声喊》，融合流行、戏曲与艺术化流行唱法的《左手指月》等，都是结合现代音乐技法或其他音乐类型，进行了再创作。
要正确地理解“越是民族的，越是世界的”。我们还要注重运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音乐语言进行创作，善于利用现代流行音乐在旋律、和声、节奏等方面的创造性成果以及电音、电脑制作等技术，把好资源转换为好作品。
